一、继承先辈，献身科学——信奉“苦难是最好的老师”

白以龙于1940年12月22日出生在滇西的祥云县。其父白汝璧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系，当时在云南修建滇缅铁路。因为地处边陲且时逢战乱，白以龙的启蒙教育全靠毕业于直棣女子第一师范的母亲家教。每当夜幕低垂，母亲都给他讲授社会、语文和历史知识。他最感兴趣的是岳飞的故事，岳飞成为他最崇拜的英雄，而“精忠报国”，也成为他一生求学和职业成就的最大动力。小时候，他最感兴趣并唱个不停地是一首《古怪歌》：“板凳爬上了墙，灯草打破了锅。”他脑子里充满了各种问号，有的能解开，有的却茫然不知。

20世纪中叶，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之中。在连年战火、内忧外患、民生调敝、科教衰落的苦难年代，父亲微薄的薪水无法支持全家的生活，母亲忍痛让三个姐姐辍学，在家刺绣以维持生计。白以龙常随母亲携带活计去商店寄售，或在路边摆地摊。由于父亲辗转各地修建铁路，白家经常举家随迁。颠沛流离中，尝够了漆黑小店的阴森，目睹了沿途土匪的凶残，还要经常躲避日本鬼子的疯狂截击。白以龙后来回忆时感慨道：“长途跋涉，不记得大好河山的美景，只留下一幕幕贫困、恐怖的印象。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老受别人欺侮呢？为什么不能文明昌盛起来呢？”即便如此，立志科学救国的白汝璧，数次摆脱死神的魔爪，仍奔忙于各地铁路工地，以苦为乐，为祖国建设呕心沥血。父亲的“身体力行，科学救国”，在白以龙的心底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1946~1950年，白以龙先后在昆明、杭州读书。1950年，他随父母迁居北京，从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1950~1952年在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完成初中学业，1955年至1958年在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完成高中学业。他非常喜爱“苦难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中学期间，每当假期到来，他或去学校的建筑工地，肩扛杉木，唱着歌曲，十分卖力地劳动；或去郊区农村，割麦、锄草、种果树；或到戏院当服务生，品尝一下这里的甘苦。在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我的劳动能对祖国的昌盛有贡献。”北京二十五中和六十五中都是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高的名牌校。学生们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中，肩负着时代的新使命，为祖国的富强，面对世界和未来的发展而学。高中的代数老师刘祖植，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方式授课，使白以龙能用同样的方式做作业；物理老师李家驹，教学生如何进行形象直观的物理思考；三角老师张舜英要求学生反复背诵、应用三角公式。中学阶段受的教育为他后来进一步学习、工作、科研打下坚实基础。除了直接授课的老师外，他还很怀念当时二十五中的仓孝和校长，“他是我终生难忘的引路人和心中的楷模。尽管他工作繁忙，但仍与许多学生保持联系。我就是几十年来一直与他保持联系的学生之一。”作为教育家、自然科学史家，仓孝和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其教育思想最突出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白以龙后来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态度和方法。

1958年9月，不满18岁的白以龙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刚刚成立，中国科学院对其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一大批国内外很有声望的科学家，如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赵忠尧、钱临照等都亲自登台授课，及时把最新科技成就和科研前沿知识传授给学生。师长们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维给白以龙极大的启迪。钱学森先生清晰的思路、吴文俊先生严谨的板书、严济慈先生生动的肢体语言，都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在大学五年的学习中，他不仅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知识基础，而且非常重视科研能力、作风的培养和锻炼。力学系成立了学生课外科研小组，研制小火箭，白以龙也报了名。指导教师安排他当车工，他意识到科研工作并不像原先设想的那样，仅局限于设计和计算，而是要承担很多具体而琐碎的、甚至是体力工作。自此，白天上课、晚上加工成为他将近三年的生活模式。随着科研项目的逐步开展，从白以龙身上折射出的勤奋踏实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得到小组师生的高度评价。

1964年2月，经推荐与考试，白以龙被录取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郑哲敏教授的研究生。郑先生鼓励他要基于实验观察，独立提出要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方案。在此，他深刻体会到郑先生的教导：“要干，就要干别人没有干过的。要干，就要干得比别人更好。否则就别干。”勤于观察、善于思考、勇于创新，成为白以龙一生科研成就的重要基石。白以龙回忆，他到力学所以后，听钱学森先生说过一句话：“力学诚然是为工程和实际服务的，但是必须走在二者的前面，这样才能为工程和实际起到火车头的引领作用。”他认为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因为“这样才能促进咱们国家工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才能在世界科学上立得住”！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科研创新的工作中。

但这样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白以龙和其他同学一起，先被派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队，后又被派往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在此期间，他一边和贫下中农及解放军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继续专业学习。1970年2月，白以龙回所并被分配到爆炸力学研究室工作，开始了爆炸合成金刚石和爆炸压力波传播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在“白天抓革命，晚上促生产”的岁月里，他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业务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时，他还对爆炸波作用下材料的剪切变形局部化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局部化的发生机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为他后来热塑剪切带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1979~ 1981年，白以龙被选派到英国牛津大学开展合作研究。中外科学水平的巨大差距，使西方科学家自然地有一种优越感。而白以龙在合作交流中，常常回忆起幼时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始终认识到自己代表着中国，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得荣誉和尊严。邀请者似乎很有理由地说：“白先生，根据中英协议，中国使馆应交‘席位费’，否则无权使用科研资料、设备。”白以龙立即回答：“先生，我也提醒您注意，是我，帮助您完成研究项目。”对方哑然一笑，无言以答。在拒绝邀请者提出的“席位费”的要求后，白以龙意识到，还是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业务上做出成绩，为国争光，他做到了。短短两年中，他不仅克服了语言上的困难，而且在业务上克服了种种困难，亲自动手配制材料、使用快速精密仪器，并很快以自己的工作成绩赢得对方的尊重，被国际上一些著名文献所引用，被成为“白模型”、“白判据”。英国同行由衷叹服白以龙的研究成果，立即介绍他去美国参加相关的会议。消息传开，一些英国学者纷纷向他介绍自己的工作，希望寻找合作途径，一些资深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对他也刮目相看，从此，白以龙，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科学家，走上了国际学术大舞台，在爆炸法合成金刚石、热塑剪切带、非均匀固体材料的损伤与灾变破坏等领域取得了系统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近代力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白以龙先后在热塑剪切带、非均匀材料损伤演化和灾变破坏、爆炸法制造金刚石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共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英文专著二部。他于1986年晋升为研究员，1987年成为博士生导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2年当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他还获得过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92年），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1999年），周培源力学奖（1999年），和John Rinehart奖（2007年）等奖励。

——文字内容节选自《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力学卷。